，你就先照着今天这样，好好找找你觉得有漏、要问我的问题，我一一回答，你好好整理！到时候，至少这份《问对》可以署你的名字，算是我答你记录，行了吧。”

《论语》里面很多回答也是孔夫说的，但《论语》本不是孔写的，是问孔问题的那些弟写的。

现在能抓到一个师妹当廉价劳动力，非要辑录编撰辩论言辞，那就不用白不用呗。

……

从那天起，蔡琰就不知不觉当起了廉价劳动力。

她在一次次折腾、不服、刁难之后，终于发现自己还是挑不什么刺，没法驳倒李素的《殿兴有福论》。

就像一个刚刚读初中的学霸女生，叛逆期发作，总想找自己语文老师的茬儿。

无论老师教了什么一般的知识，她不找几个反面特例就浑难受。而一旦自以为找到特例了，就欣喜若狂、去找老师答疑显摆，暗暗期待老师编不圆。

但最终的结果，充其量只是在一次次的主动攻中，帮李素把一个个概念定义得更加准，把其他才疏学浅者可能遇到的误解都压力测试排查了来。

一个月的著书立说时光过得很快。

李素每天上午跟蔡邕讨论如何写正经，

下午接受蔡琰的提问、由蔡琰记录辨析注释的内容。

蔡琰也还算知恩图报，知跟着李素学问，也能捞到自己的著述，对李素非常礼貌，完全形成了对师兄应有的尊重。

每次李素想得神思疲乏了，蔡琰都会亲手帮李素温酒喝提提神、弹弹琴眠，以便让李素恢复力后，再重新拉着李素学问、把他的力再次榨。

这生活虽然辛苦，但是在问对的过程中，李素也琢磨明白了一些意外收获：这事儿，实在是太适合由蔡琰来了，换个人恐怕还扮演不好这个提问者的角。

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殿兴有福论》一旦公布天下、被朝廷认可之后，很多问题，当世大儒是不敢问的。所以李素本不可能指望其他大儒跟他辩论。

这跟此论的政治质有关：你丫盯着朝廷的正统论找反例特例，你想啥？是想谋反么？

还是至少想为其他蠢蠢动想谋反但还不敢谋反的人提供理论依据、给他们壮胆、告诉他们“天谴已经被前一个造反者收应验了，你们安全了”？

外人质疑得太细，很容易被扣上大逆不的罪名——汝视十常侍之剑不利否？

但是，这些反例完全不辨析又不行，如果让大家都不敢说，把对理解的歧义藏在心里，始终不得释疑，也不利于统一人心，正所谓堵不如疏嘛。

比如之前提的那个“张角有没有走张举的天谴”，那就是最容易想到的问题，天下估计至少有几千人会想到。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蔡邕边的亲近人，装小白把这些问题问了。

蔡琰才十三岁，小姑娘一个，她问这问题肯定不会被世人解读为“别有用心、想帮反贼壮胆”，只会认为她是“天好奇、纯粹好学”，毕竟哪有女儿反对亲爹的学术理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