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不用再缴纳人税了。

这八个字纯属废话，就算国家想加征人税，那也是难以办到的，地方官就不允许这情况发生。法定人税越多，地方官就越难完成任务，因此主动瞒报人，籍黄册上的人数量总是难以增长。

雍正搞一个“摊丁亩”，人税因此取消，全国人顿时爆炸式增长。这并非意味着，真实人数量打着的往上翻，而是百姓和官员愿意如实行人登记了。

大明的人税，主要有三，即：里甲银、均瑶银和盐钞银（还有其他税，但可以忽略不计）。

盐钞银，就是照人数量，征收盐消费税，这笔钱需要上中央。

王渊的新盐法，实际取消了盐钞银，把消费税直接算盐价里面，零售盐价反而因此下降了。这里面的差额，以前都被私盐利益集团赚走。

里甲银和均瑶银，不用上中央，属于地方财政收，也是皂吏们的重要灰收来源。

为了逃避人税，全国产生大量黑，大明的人数量，相比开国初年也不怎么增加。地方官和里甲长，全都胡摊派，早就不籍行事，杨廷和的担忧纯属多余。

几百年后，有个叫伯庸的学者，从史料中发现一桩奇案，完显示了大明的人税有多混。

却说，有个叫帅嘉谟的人，在徽州府担任会计员。他发现，徽州六县的人丁丝绢（人税的一），全都算在歙县百姓上，其余五县两百年没过。

帅嘉谟立即上疏朝廷，把事情到都察院。消息之后，帅嘉谟被人追杀，侥幸逃命回乡。

数年之后，帅嘉谟再次回徽州官，而且官职变得更大，他当然要一雪前耻。五县士绅百姓联合抗税，还把徽州府衙给包围了，事情一直闹到中央。朝廷被迫减税，让六县平摊税收，为了缓解五县怨气，挑起此事的帅嘉谟被罢官充军。

地方如此征收人税，籍制定得再好有个用！

王渊继续说：“且不问地方州县，就拿北京城来说，有多少是游民黑？不如放开籍限制，允许游民存在，让其所在地编撰游民册。本省之内，游民文书，可当路引使用。且只要籍正当，游民嗣也可参加科举。”

由于大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民涌城市。这类人，新中国初期叫盲，后来改叫农民工，而大明则称之为“民”、“游民”。

游民没有法律地位，甚至在城里租房，房东都能肆意压榨。游民还不敢报官，因为他们是黑，就算在农村登记了正当，到了城里他们依旧属于黑。

杨廷和问：“若定游民册，丁粮给谁？”

王渊回答：“所在地，必须有正当，才能登记为合法游民。”

“那还行，”杨廷和说，“可以订立游民册，但不得制，否则善政也会变成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