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省的驿。自此，蒙元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创造了最为繁荣的景象。元朝著名的大都和上都两京，成为各国商队汇聚之地。大都“外国价异，百之输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可·波罗游记》)。上都城“煌煌千舍区，奇货耀日。方言互欺诋，粉质变初质。开张益茗酩，谈笑合胶漆”(元·袁桷：《开市十咏》，《清容居士集》卷16)。公元1271年，意大利旅行家可·波罗及其父亲、叔父，从威尼斯发，中亚后，转经丝绸之路的南河西走廊，考察了联系河西走廊与草原丝路驿上的名城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又折回，转经河天德(今呼和浩特)，踏上草原丝绸之路的南，于1275年到上都觐见忽必烈皇帝。可·波罗甚得忽必烈重，曾奉命沿西南丝路赴云南及南洋一带巡视。可·波罗在中国居住17年后，于1291年奉命护送阔阔真公主，从泉州乘船抵波斯湾，与伊儿汗国君主完婚。1295年，可·波罗返回威尼斯。《可·波罗游记》一书，详细记载了上述陆地与海上丝路的情况，尤对草原丝路记载确，是令人信服的亲历记。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元上都遗址发掘的大量汉白玉建筑构件，以及在呼和浩特和山以北敖苏木元代古城发现的景教碑，证实了可·波罗对元上都的描述和对山南北景教行情况的记载都是真实的。关于蒙元时期东西方及南北文化的文，在内蒙古还有许多发现。例如：在额济纳旗黑城南墙外侧，保存有元代清真寺遗址；在呼和浩特东郊白塔村，发现钧窑大香炉和一批越州窑名贵瓷；在乌兰察布明元墓中，土有纳失石辫线锦袍及绣有狮人面像的刺绣图案；在赤峰地区发现元代伊斯兰教墓石和景教徒瓷质墓碑；在包燕家梁、赤峰翁特旗等地发现的元青瓷，其青颜料为西方产品；在赤峰土有元代驿站印信“富裕站印”铜印；在乌盟四王旗发现元代驿站遗址和型敖包等等。草原丝绸之路在元代确已达到极盛阶段。

历史14世纪下半期，明朝代元而立，与北方草原的战争不断，明朝修筑万里长城，设置边关重镇，一时隔断了草原与中原的联系。清朝时期，草原丝路也没有恢复到昔日的规模。但是，明清两朝中西以及草原与内地的往一直没有中断。明朝时，一批欧洲传教士来华，徐光启译有《几何原理》，蒙古草原诸与明朝由战转和，互通关市，内地汉族人民帮助蒙古人筑城建房，草原上现了青的城(即今呼和浩特)。清朝时期，对西方的丝茶贸易较为繁荣；土尔扈特蒙古从伏尔加河域，沿着草原丝路辗转回归；内地边民“闯关东”、“走西”，来到草原地区垦谋生；从草原丝路北行再西去的山西籍旅蒙商队，往返于乌兰托、科布多和莫斯科之间，那一串串艰难行的驼队和驼铃，唱了草原丝绸之路古老乐章的尾声和余韵。

岁月悠悠，绵延万里的草原丝绸之路，一直是沟通中西文化的大；辽阔的内蒙古草原，是欧亚古老文明的汇合地。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相比，草原丝路分布的领域更为广阔，只要有草的地方，也就有路可走，故草原丝绸之路的中心地带，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如匈时代主要在漠南和漠北，鲜卑时代在漠南，契丹时代在东草原，蒙元时代则横贯欧亚、纵贯南北。由于这特殊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发现往往比较分散，不像河西走廊的古，在各个绿洲容易形成如敦煌莫窟那样集中数代文化华的艺术宝库。

从传播的内容上看，草原丝绸之路除了传输丝绸外，文化的传播、宗教的传播、各类发明创造和技术的传播，显得更多、更广泛、也更快捷。这个特显示了草原游牧民族的游牧经济能够快速传递文明的信息，也反映了草原游牧民族宽广豁达和兼容并蓄的民族格。此外，草原上的等畜产品，也是草原丝路上的主要贸易，珍奇的珠宝金银在丝路贸易中，也占有较大比重。因此，这条路还可称为“货之路”和“珠宝之路”，它为东西方各民族的带来了繁荣，也使内蒙古草原地区频频现有重大价值的考古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