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张咏两度治蜀，宋真宗以后，蜀地趋于稳定。史称：“蜀始复大治。”[10]据不完全统计，蜀地北宋前期58年中发生的规模较大的民变、兵变达17次之多，而北宋中期69年间仅4次而已，并且规模较小。北宋中期，蜀地又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走向繁荣。宋仁宗宣称：“益民繁富。”[11]嘉祐年间中士的成都籍士人吕陶讲到其家乡的繁荣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蜀之四隅，绵亘数千里，土衍阜，资货以蕃。财利贡赋，率四海三之一，县官指为外府。”[12]足见这时西蜀地区经济在全国所占地位之。而在西蜀地区，成都又尤其富庶。嘉祐二年（1057）中士的华（即今四川成都）籍士人范百禄指：“成都，蜀之都会，厥土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丽，见谓天府。”[13]《石林燕语》也称：“自庆历以来，天下乂安，成都雄富，既甲诸帅府。”[14]北宋中期蜀地及成都的繁荣、富庶，已远非后蜀时期可比。如果说宋初蜀人不免怀念富庶、繁荣的孟昶时代，那么这怀旧情绪至此已经淡化乃至消褪。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千百年来人们几乎众一词，称孟昶为昏君。然而北宋前期自蜀地民众之的述资料和自蜀地士人之手的文献资料毕竟分传下来。清康熙年间，仁和（即今浙江杭州）籍士人吴任臣著《十国秋》时，接到有关孟昶形象的两不同记载，而他本人与后蜀、与北宋、与蜀地均无情上的纠葛和恩怨。吴任臣便指，孟昶前期“孜孜求治，与民休息，”，后期“用匪其人，坐致沦丧”，并认为孟昶功大于过，“未必如王衍荒之甚也”。[15]照此看来，以阶段论、功过论评论孟昶，自有其来历。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3之3《尚书张忠定公》。

2]参看吴天墀：《张咏治蜀事辑》，《吴天墀文史存稿》第92－116页。

3]苏轼：《东坡七集·东坡集》卷38《赵清献公神碑》，四丛刊本。

4]《安集》卷50《故枢密直学士礼尚书赠左仆张公神碑铭》。

5]《安集》卷50《故枢密直学士礼尚书赠左仆张公神碑铭》。

6]郑獬：《郧溪集》卷1《龙图阁直学士知谏院赵抃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史》卷316《赵抃传》。

8]胡仔：《渔隐丛话》前集卷28《赵清献》，四备要本。

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6熙宁五年闰七月甲戌。

10]《安集》卷50《故枢密直学士礼尚书赠左仆张公神碑铭》。

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2，天圣二年七月己亥。

12]吕陶：《净德集》卷14《成都新建备武堂记》，《丛书集成》初编本。

13]傅增湘辑：《宋代蜀文辑存》卷22《〈成都古今集记〉序（范百禄）》，香港：龙门书店，1971年。

14]叶梦得：《石林燕语》卷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