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故法君之若无人。非无人也，皆居其职也”(伊尹。九主)。

国君能从修作起，行仁政，重法纪，择官守，不扰民，就能达到伊尹对知错能改的商帝太甲所陈述的理想国度：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俾万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绥先王之禄，永厎烝民之生。呜呼！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无自广以狭人，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尚书。咸有一德)。

后代的儒，与新起法家的政治学说，各走程度不等的偏锋。家的政治理论传承者忽略设官敷职的重要，而武断以浑然先古为追求之理想；法家虽然也讲””与”仁”，但遵行法家的战国权则是最积极预理民间生活的战时制，所以只讲”法”，”术”，”势”而不谈其源之””，竟然成为苛政的代名词。

至于儒家，其施政理念与伊尹以来顺天应时的消极理，行仁布德之政并无不同，只是将伊尹所重的”法”转为”礼”，改”法治”为”礼治”，其本原理大致相同。而孔圣人又在伊尹政治理论上加上社会福利观念，这就是传诵千古的大同世界：

“大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其。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鳏寡孤独废疾之人，皆有所用。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其不于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贼而不作。故外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运大同篇)。

虽然后代政客喜将此附会为如何发展国家制力量的积极理，但是原文明明以”谋闭而不兴”为追求，不背伊尹之。只对必要的养老，失业，救济与育幼，提倡民间自发的互助，达到社会福利的目标。谁说儒家要政府积极预？不过自汉武帝独遵儒术以来，就将儒家政治学说附会到政府作积极预的正当。其实汉初所谓黄老与儒家之争，也就是应不应该积极推行国家风俗”礼”的教化问题，没有政治上应不应积极理或预之说。汉武帝的”罢黜黄老”，只在建明堂，改官服上满足儒家学说的形式，其”行儒”实际上是为其扩大君权之积极涉理找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