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的疟疾暴发，就是一个征兆，一个国民和国家脱节的征兆，这样的征兆不去重视，会引发更严重的问题，那个时候，可就晚了。

这就是大唐盛世底下暗藏的危机。如果不把这些问题理好，就难以将大唐的盛世推向巅峰，那么这盛世就只是属于上层，属于统治者。而不是属于大唐的民，这盛世也将难以为继。

正如同日本在行着由上而下的改革的时候，日本政府也意识到，如果国民的意识和行为规范不能朝着现代化的国家要求而发展，那么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就难以为继，民而国，民富而国富，一个国家最大的财富就是大的人民，只有人民大，国家才能大。只有人民懂得礼仪，国家才会成为礼仪之。

是以从古至今，一直到现代，中国还是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基础的公民德没有办法普及和自动遵守，国民又如何能从神层面上真正的大起来？新生活运动无疾而终，是一个遗憾，因为那个时期的中国和目前大唐中国在底层民众的层面上别无二致，一样的脏差，如此国民如何跟得上国家层面上的发展？

可是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环伺，内忧外患，中央政府始终无法实际上统一中国，国家不统一，谈何发展？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此之为至理，有人认为新生活运动是劳民伤财之举，但是必须知的是，民国和大唐别无二致，与大唐长安相对应，就算是民国上海，被称为东方黎的地方，也是表面上风光无限，内里脏不堪，人民本没有最基础的公民意识，谈何发展？

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苏宁突然觉得有必要在大唐也推广一下新生活运动了，不仅仅是要在生命安全方面改善大唐的环境问题，更要让国民在神层面跟上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需求，国家的发展少不了人才，但是人才却是来自于民间，科技需要等人才，可是更为庞大的基础建设任务却要给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才能和意识才是国家发展的基石。

大唐也是一样，大小便随地就上，什么垃圾也都随地扔，没有士兵盯着的一百零八坊，除了有大人居住的二十坊以外，其余八十八坊简直就是垃圾堆，可是中国政府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都没有纠正底层国民生活规范的意识……

而民国之所以失败，也有它的层和底层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的原因，层已经发展到了工业文明时代。宋龄可以让国为之疯狂，而底层仍然于农业文明时代，文盲率仍然居不下；所谓现代文明，现代规范，现代礼仪，一概不通。满清三百年的统治除了造就一批愚民之外，没有什么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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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不能在大唐国家和朝廷已经步到了工业文明时代，而广大人民跟不上国家的节奏，一次长安就是一次刘姥姥大观园，那是绝对不可以的，新生活运动的本意义就在于改造国民的心态和行为规范，比起国家的发展，这个任务，一儿都不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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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如此，民国政府才会推广新生活运动，日本之所以大，在于工业革命和国民意识之转变。中国若要求求富，外国科技必须引，而国民也当与时俱，备现代国民的意识，将中国的概念引，将满清从底层百姓的思想里面彻底剔除，这当是新生活运动的最主要意义。

国家是现代国家，人民是古代人民，这是畸形的发展，是注定要闹大的。

这是死，不是活，能喝吗？充满了死气，没有活气，这就是酝酿疟疾最好的场所，而喝这里面的又是不少人图方便的习惯，所以不难考察，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偶然，而是长期积累下来的一个必然，苏宁同时还考虑到因为商业的快速发展，长安城的常住人和动人都大大增加，他们的生活垃圾也需要理，也是没有地方理，屎都会倒河沟里面任其自然发展……

没有人整理，除了主作为国家颜面必须保持整洁以外，一百零八个坊里面卫生达标的不到二十个，其余的全都是脏差，小河沟里面难闻的臭味儿一阵接着一阵，而居然还有人喝这里面的……

真正的了长安的民间，苏宁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都忽视了这个问题，只想着国家的发展，国家上层人自然会学习礼仪，他们可以跟上时代的变化，但是下层人民却不可以，教育普及，生活习惯普及，刻不容缓。

大小便要去厕所，吐痰不能吐在地上，扔东西要扔在指定的位置，垃圾要放在统一的地方，政府要选择理垃圾的地方，要有人负责绿化，负责城市整洁，负责卫生安全预防工作，环环相扣，不能有任何缺乏。

与此相对的，中国在清朝末期，屡战屡败，最后到了西方人嘲笑中国只是一个地理名词的地步。这就是国家凝聚力极端缺失的原因，庚之役，北中国和洋人浴血奋战，而南中国却在联省自保，这也是国家凝聚力极端缺失的一个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