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对夫妻带三个孩，在这个时候，这还算孩少的人家。当然，很多人家孩多，但大孩陆续能活挣工分，也能为家里减轻负担。

拿最正常的年景来说，一个挣一等工分的劳动力，全年不耽误一天工，能挣三千左右个工分。灾前，二坎大队每个工分两分钱左右，也就是能拿到六十块钱左右。

现在终于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了，虽然还是一样资缺，但乡里拼拼凑凑，还是给民办教师发了一个月的工资，学校总算能复课了。

村小学已经停课一年多了。学校只有一个校长和一个李老师是公办教师，其它老师都是从二坎大队下属的八个生产队推荐上来的民办教师，民办教师拿得是乡里给开的工资，还算农村。大灾以后就都拿不到工资了，学生也饿得路都走不动，哪还能上课。乡里决定，全乡的小学都暂时停课了。这一停，就停了一年多。

一对夫妻，一年的总收才一百一十元，全家五一年的粮钱就得一百二十块左右，这就意味着还有可能要欠生产队的钱才能领够一年的粮，哪里还能拿七、八元钱给孩上学呢。

当然，这个算法也不是绝对，有可能年景好，生产队多收了一些粮，一个工分就能多算几分钱。但是也有可能年景不好，粮本就不够分，别说钱，一家一年分到的粮只够吃半年，剩下那半年的亏空就得拿野菜、地瓜、土豆这些东西填补，更不用想上学的事了。

所以，就二坎大队来说，学龄儿童的学率还是很低的。而且，周晚晚估计，这个时候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差不多。

周从小就活，而且特别会活，所以周老太太压儿就没想过让他上学，一个注定一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民，上学浪费那个钱啥？可李秀华不这么想，她还是着周老太太的咒骂送周上学了。周老太太不给拿学费她就去求老队长，让他给开证明，先欠着，等到秋队里发钱了再给。这时候有一些人家实在是没钱给孩学费，就是这么的。到生产队发钱的时候，孩的学费是直接从队里拿给学校的，想赖账都不行。

周家的情况在三家屯甚至整个二坎大队都算不错的。周家劳动力多，拿受灾前的1957年来说，周家三代十一个劳动力，四个儿和周富挣一等工分，周老、三个媳妇和周平、周娟挣二等工分，周家那一年的收有五百九十多块，除去一家十八加上周红香母四总共二十二人的粮钱五百一十四元，周家还能从队里领回七十多元钱。虽然这七十多元钱里包括了周家十八人全年的衣裳鞋袜、油盐酱醋、人情来往、生病医药、儿女亲事等等杂七杂八的费用，但是比起那些领了粮还欠队里钱的人家是要好多了。

虽然这样好好坏坏地熬着，周家还是能供得起孩上学的，当然不是所有的孩。周娟、周富、周平这几个大的在上学的年纪还是战，就没办法了。到了周军该上学的时候，被王凤英拿大柳条追着满屯跑他也不肯去上学，最后没办法只能罢休。

周玲没事了，周家的日又恢复了往日的步调。至于她脸上的红痕，现在还没引起足够的重视，谁都以为过两天就消了，不是抹了药嘛。

小学生一年学费六块，这对当时的农村来说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再加上一支铅笔二分钱，一个练习本五分钱，一个孩上一年学总得差不多七、八块钱。

当然，这是好年景来算的，曾经有两三年，生产队没钱可发，挣了工分也白挣，那也只能着，熬着，祈祷明年能有个好年景了。

每人每天八两粮算，一年能分三百斤左右的粮。生产队分的都是带壳的粮，一般都算八分钱左右一斤，一个人一年的粮钱就得二十三、四块钱。

随着天气转，又下了几场雨，看黄豆、谷、糜都下了地，有了这几场雨，苗是能保证了，在旱中几乎绝望了的人们终于清楚地看到了希望，村里因为饥饿而搁置的很多事也逐渐走上了正轨。最先被重视起来的就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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