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去年开征的练饷就有七八百万两了，相当于厘金的两倍。除非厘金提税率，否则是替代不了三饷的。

至于明朝原本的商税……几大钞关每年从几万两到十几万两不等，加起来总和也不到一百万，只能算是零钱级别，明朝压儿就不靠商税活。

崇祯反复思考之后，叹了气：“那就说说厘金一旦实施，可能会现的坏吧——让朕猜一猜，首当其冲的，是不是又会惹来如同当年对矿监、税监的抵制那般，闹得江南汹汹？”

崇祯是见识过他兄长末年、南方苏州反抗魏忠贤税监的破事的，也看过张溥写的《五人墓碑记》。

虽然他登基后，因为打击魏忠贤，把那些当年反抗税监的人洗白了。可十几年皇帝当下来，他内心其实也多次动摇过，很多问题都看明白了，怀念起那些税监、矿监的好。

只是碍于皇帝的面，被清架在“天不可与民争利”的德绑架上，下不来台。

不过，沈廷扬的回答，却让他稍稍有些意外：

“陛下……如果实施得好，并且对试范围控制得当，厘金遇到的阻力，倒是可能比天启年间派矿监、税监要小得多。但是，那会导致厘金有别的危害，不得不虑。”

崇祯眉一挑：“哦？如何能让厘金少受阻力？别的危害又是什么？”

沈廷扬一咬牙，把他之前跟儿家书时讨论过的细节，挑了几说了：

“天启年间，南方士绅抵抗矿监、税监，一方面是那些宦官确实搜刮无度，没个章法。虽然也为朝廷扩充了财源，却至少十之六七落了宦及其党羽手中。

而且商税征收，历来都是由朝廷统一调度，当时南方没有贼，百姓士绅都觉得他们是在拿自己的银补贴北方人，故而怨恨。

如今形势，比天启年间又危急不少，南方也有了贼，蔺养成近在安庆、庐州，那已是南直隶地界，便是南京六和苏杭富庶之地的豪绅，都能受到家园被威胁。

如果陛下加征新的商税，能够专款专用，用于围剿南方的贼。而把省来的三饷、给北方战事使用，那么南方豪绅的抵自然会降低，毕竟这些钱是在保卫他们自己的家园，没那么抵了。

但是，这措施的劣势也很明显，自宋朝以来，朝廷都要地方军、财分离，防止现唐时的藩镇割据。

我朝虽然在地方上分了三使，军事镇守主官与财权握在不同的封疆大吏手中，可真到了战事危急时，怕是还会现人独断专行。其中利害，不可不慎。”

这些话，都是沈树人跟父亲分析的，也是基于他对历史的正确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