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狗东西！

他一直尝试着文才武才并重、科第保举并重、朝官外官并重等一新的用人办法。

因而崇祯用人极多，用人途径极广，真正有用的人才却没有几个。

明代一向重文轻武，武生、武举的社会地位本不能与文科的秀才、举人们相比。

这一番武试革新，同样毫无成效可言。

崇祯四年武举会试，武场考试中能挥动百斤大刀的只有徐彦琦和王来聘两个人，但发榜时徐彦琦却因为文场考试成绩不佳而没有中选。

在政策下发的同时，为了培养武人，崇祯要振兴武举。

而一旦印象改变，罢免的时候也极轻易。

从来没有组织得力班作过周密的筹划，只是凭着一时的激动随意降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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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他就等着这批武士捷报传到京城。

而且武举通过会试后也只是酌情授予武职，不给士的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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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主考的两位詹事府词臣杨世芳、刘必达逮捕严办，送大牢好好反思，同时下令重新举行会试。

另一个能耍大刀的王来聘于是成为明朝的第一位武状元，当即被授予副将职衔（在武职中仅次于总兵官）。

从明朝选官用人制度的弊端来看，他的这个思路还是很正确的。

同文科一样授予中试者士及第、士、同士的功名。

崇祯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大为恼火，天下军情急迫，正是需要将才的时候，而主试者却还是固执于重文轻武的旧规，选武士居然也以文章为主。

在天下刀兵纷纷，急需军事人才的情况下，崇祯觉得这个武选的制度也该改一改。

在用人的风格上，崇祯确实有些不拘一格的特。

第二场考步，正赶上刮起了大风，中的极少，监试官就提请只要中一箭的都算合格。

但崇祯自己觉得此举颇有成效，因为他认为这波人都是真刀真枪的考来的。

但他本人实际上本就缺乏统筹安排，行制度改革的能力，而且又自以为是！

如此武艺怎么能对敌作战呢？

考骑的场面更加令人吃惊，许多人都是让仆人牵着跑到靶前面，用手把箭在靶上。

纵然崇祯下令重新举行，但武选会试搞得乌烟瘴气。

即便能耍得大刀，得好箭，也未必就真是将才，何况武场的考试积弊多年，理松弛，从来等同儿戏，耍刀箭的武艺也不见得是真的。

崇祯年间偶有一两个能打仗的将领，大多是行伍卒，很少有武举、武士起家的。

为了提武科的地位，崇祯还决定从今年起，武会试之后增加殿试。

所以要把这些人都送上战场，并且十分期待他们在战场上的亮表现。

这一次的法以后成为定例，武会试以刀骑的武艺为主，文辞为辅。

对各破格使用的人才，他又很少认真行过周密考查，更谈不上长期培养。

杨鹤便是如此上位到罢官的，而西北杀人王洪承畴也是这样上位的！

不重要，只要考试过了就行。

而且一直在探索着通过科举、词林、科以外的非常规途径网罗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