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一国，而不为人吞噬。蒙古地面虽广，人数过少，尚不如内地一小省之数，以蒙民生计窘迫，财赋所至微，外蒙壮丁日求一饱尚不可得，今乃责令设官养兵购械诸费，不背叛则填沟壑，何所取给。若借之于人，则太阿倒持，必致喧宾夺主。又自奉黄教以来，好生忌杀已成天，各箭丁只知骑，刀矛尚不能备，何论于炮？议攻战，必无可恃。政治则沿黄族之制，行政、司法以较各洲国，万勿可企，更难自立。且各蒙并未尽能从服，贵喇嘛威令所及者仅图车赛音三，且闻尚未尽服。阅时稍久，人怨财匮，大众离心，虽悔何及？试问百年以来，凡近于蒙古，而不隶中国之蒙回各，有一自存者否？有不为人郡县者否？各蒙与汉境齿相依，犹堂奥之于，合则两利，离则两伤。今论全国力量，足可以化外蒙之贫弱为富，置于安全之域。旧日荷政，当此新基创始，自必力为扫除，此外如有要求，但能取消独立，皆可商酌。贵喇嘛识见通达，必能审择祸福，切勿惑于邪说，贻外蒙无穷之祸，竭诚致告，即希见复。”

哲复袁电如下：“渴仰仁声非伊朝夕，顷承电示，谆谆告诫，愧莫名。只以时势危迫，宣告独立，共推本哲布尊丹喇嘛为蒙古国君主，当经力辞未获，不得已而俯顺舆情，已允其请，即受其礼，布告中外，良用歉然。外蒙此次起义，本为保族保教，保全领土起见，并非别有希冀，亦非惑于邪说，实困于政耳。所谓外蒙人数过少，贫弱已极，并不如兵，难期立国，均属实情。足征大总统策裕转危为安，德足辅世安民，秦镜悬，无微不至，钦佩奚如。至祸福利害惟仰贵大总统曲与否。倘荷玉成，俾资勤修内政，敦睦外，妥筹边防，巩固国基，则不惟外蒙得以保全，即中国亦无北顾之忧矣。本喇嘛生虽不，亦知邻之端在乐天畏天，言念及此，殊翘企。如云杀人盈城盈野，率土地而人，仁者不为，文明大国亦不忍言。此实外蒙僻绝域，近邻，势如累卵，四无伯，倘有不虞，必为台湾、朝鲜之续。中国远隔瀚海，鞭长莫及，军民虽众，恐将无所用之。此我外蒙间于列，退维谷，乃不自立，难脱渔之实在情形也。本喇嘛视舍独立，犹弃敝履，惟于清帝辞政以前，业经自主，布告中外，起灭何能自由，如果令乃尔，请即商诸邻，杜绝异议是荷。方今时势，外蒙之存亡在公之纵，之过严，不溃即溢，则何异于为丛驱爵，而希菩心佛力大施汲引，玉成此举以免群生沟壑之忧，即造万世无量之福，幸何如之？大局攸关，用敢冒昧直陈，仍祈不弃，时赐指南，俾免陨越，是所至祷。肃此电复。”

袁复哲电：“电悉。贵喇嘛慈群生，维持大局之苦衷，并辱奖誉，殊愧。近年边吏不职，我蒙氓，以致群怨沸腾，激成独立，此等情状内地胥同，贵喇嘛之歉忱，固国人所共谅。刻下国确定，汉蒙一家，必须合力以图，新基方能巩固。来电纵一节，知归重中央，不恋无谓之虚名，贾汉蒙以实祸，致人坐收其利，天地圣佛实鉴此心。今联合五族组织新，本大总统与贵喇嘛，在一则如手足，在一室则如昆弟，利害休戚，皆所与共，但使竭诚相待，无不可以商榷，何必劳人涉，致失主权。前此各省怨苦政，多告独立，自共和宣布，全已取消，盖皆不忍人民涂炭之心，而无争地争城之私见。来电词旨尤惬鄙怀，务望大扩慈心，熟观时局，克日取消独立，仍与内地联为一国，则危机可泯，本可固。国民对于贵喇嘛同，必当优为待遇，即各王公及他项人员等，亦必一优待。此后一切政治更须博访舆情，详为规定，以餍蒙族保安之希望，为大同之化，共和幸福其各无涯量。否则阋墙不已，祸及全国，将有同为隶之悔，以贵喇嘛之明智仁，当必不此也。至蒙古与内地，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前电已痛言之，所有应行商榷各节，电内未能尽达者已派专员前往库，趋谒驻锡，面罄衷曲，商议一切，到时切希赐晤，至为企祷，仍望见复。”

袁向哲直接致电，是从政治上希望有所挽救，局势到了那程度，仅凭文电是无法解决的，这时北京成立了一个“汉蒙联合会”，发表了一个宣言：

“我汉蒙自元代以来，异徵联合，然文言不同，政教悬隔，凡国家之法律，人民之习尚，往往多守‘蒙自为蒙，汉自为汉’之旧，而莫得沟通……方今五大族联为一家，放历史未有之异彩，我汉蒙鼓舞欣，情何能已。同人等鉴宇内之近势，慕欧化之大同，爰立斯会，冀以群策群力，同享和平之幸福……汉蒙若能联为一气，则凡行政诸大端皆可共谋幸福，同文明……以实业上言之，金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