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回籍，可听其便，政府毋庸问及。本会议讨论至再，全议决等情呈复前来。除令行外，为此布告我国民：须知改良国会，关系共和政治之前途，非常重大，该会议原呈各节，既于尊重国会之本旨，再四声明，一俟厘订组织各法及选举程序以后，政府自必切实行，依法召集，以我国民喁喁望治之心。我国民休戚与共，素有同情，切勿轻信浮言，贻误大局，本大总统誓当力谋政治刷新，克期以待最良国会之现，我国民其敬听焉！特此布告。”

袁既然解散了国会，索一不作二不休，于民国3年2月3日停办各地方自治会，其理由是：甘肃、山东、山西、湖北、河南、直隶、安徽等省民政长电呈，各属自治会，良莠不齐，平时把持财务，抵抗税捐，预词讼，妨碍行政。河都统姜桂题电称，承德县沟乡议事会私设法，非刑拷讯。湖南都督汤芗铭电称各级自治机构平时弁髦法令，鱼乡民，无所不至；山东民政长田文烈电称栖霞县乡民因自治会私受诉讼，滥用刑罚，集怨酿变；浙江民政长屈映光电称浙省自治会侵权违法。着各省民政长通令所属，将各省现设之各级自治会立予停办。2月28日更下令解散各省议会。

这时的袁世凯，简直是为所为，得心应手，于是着手修改《约法》，实现总统制，延长总统任期，并制订《治安警察法》，以箝制人民言论之自由。袁所冀望的中央集权，元首独裁，在这时可说是完全告成了。

这一时期，袁特别调总统制的有利于国家；逢人便诉苦，苦于总理制和议会权力太大。袁上常这么说：“现制总统、总长、都督为三级制，共有三总，实在太滞隔了。”中华民国驻比公使汪荣宝向袁辞行时，曾沉重地向袁言，要求袁勿行总统制，而行内阁制，他的话说得很委婉，他说：“总统制最大的缺是事事要总统首当其冲，今日办事十九难如人意，倘总统当国，则一切怨尤都集于总统一，九十九样事办好了，有一样不好，亦会被人咒骂，不如仍行总理制有个回旋余地。”袁微笑着说：“不然，过去一年的情形恰恰和你说的相反，我们不是一直行的内阁制吗？可是只听到讨袁之声，并听不到讨唐（绍仪）讨陆（徵祥）讨段（祺瑞）讨熊（希龄）。”袁的这番话可说是辞夺理，讨袁不是因为总统制或内阁制问题，是因为他主使暗杀宋教仁。以此作为借，实在是非常不通的。

走上独裁之路也要手脚，因此在3年1月26日颁布了约法会议的组织条例，3月18日组成约法会议，以孙毓筠为议长，施愚为副议长。袁亲临主持开幕，并致颂词。约法会议是政治会议的化，其质仍是咨询机关，总统得派员席会议，并发表意见，但不得参加表决。约法会议的决议，经总统同意，得公布成为正式法律。

民国3年3月20日，袁向约法会议提增修约法案，他在这个提案中，把“建设民国”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期为增修约法时期，后一期为制定宪法时期。袁的私心是既要撕毁《临时约法》，又不愿产生一宪法，而想由自己创造的新约法作为代替。袁所提的七个增修大纲，有：（一）总统得宣战媾和，与外国缔结条约，无庸经参议院之同意；（二）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任用国务员及驻外使节，无庸经参议院之同意；（三）实行总统制；（四）宪法由国会以外之国民会议制定；（五）关于公民权之褫夺与恢复，总统得自由行之；（六）总统有急命令之权；（七）总统有急分财产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