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的佃。

另一类是藩属庄田，洪武时分封诸王就藩各地时就已建立。朱元璋广封朱氏宗室，几个儿皆拥劲卒，居大镇，下诏严令群臣时时刻刻、无微不至地尊显朱氏皇族。他有24个儿和1个侄孙，都建藩为王，有地有兵有钱。明朝的藩王都有5万石米的俸禄，还有钞二万五千贯，绢布盐茶草各有供给，以至于最低的“奉国中尉”也有禄米200石。到了明末，这些只会在王府里生人的朱氏凤龙孙，竞繁有几十万之众。《明史.货志》记载，御史林曾经分析说：天下每年供给到京师的粮是400万石，而诸府的禄米是853万石，缺一半还多；以山西为例，山西留存的粮米是152万石，宗禄米是312万石；再以河南为例，河南存留的米是84.3万石，而宗禄米是192万石。两省存留米的全，还不足宗禄所需粮米的一半，更何况官员的俸禄、官兵的军饷都要从这里边。

明中叶以后，各地藩王除兼并民田扩大藩府庄园外，还以孙众多，生活困难为由，向皇帝乞讨附近的官地，来扩展自己的地产。正统五年（1440）甘肃庆王家拥有土地一千顷，大分由占夺而来。1605年，四川省可耕地的70%掌握在诸王手中，20%为军屯土地，平民百姓耕的土地只有10%。明代皇族亲藩大量兼并土地，而他们的土地享有免税的特权，造成全国1/2土地不纳税，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朝廷自天启年间（1621～1627）开始屡次向普通百姓加派“三饷”。1618～1637年，赋税竟增加了6倍。一亩农田产只有6两银，至少要10多两银的税。面对苛重税负，农地大量抛荒，农民亡，最多时民人数达600万人之，占当时全国总人数的1/8，导致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

万历帝的朱常洵被封为福王，诏赐良田4万顷为邑，这一数字相当于河南全省可耕地的很大一分。因此，又不得不从其他省征用一分民田。结果，河南、山东和湖广共有约二万顷民田被划归福王。此外，前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土地亦划归福王所有，同时他还得到了四川茶盐专卖权。福王的生活极其奢华，他在洛的王府造价达28万两，是规定造价的10倍。李自成的军队于1640年攻洛，福王府被放火烧了三天。崇祯年间，河南一省有八个亲王：开封的周王有良田一万余顷；南的唐王、汝宁的崇王、禹州的微王、彰德的赵王、怀庆的郑王，每家有良田大约数千顷到上万顷。卫辉的潞王有良田4万顷，大分土地是在湖广。他除在河南、湖广两省占有良田四万顷外，还有皇帝赐的盐引专利。

第三类是勋戚中官庄田。“勋”指有爵位的功臣、世家，大分是所谓的武臣；“戚”指后妃公主皇亲家族；“中官”即皇帝周围的宦官。贵族利用皇帝赐田的机会，可以兼并比赐田大很多倍的民田，或者把民田诬指为无主荒地，借以圈占。勋戚贵族兼并农民土地较皇庄有过之无不及，勋戚庄田在北直隶和京畿分布比皇庄为多，所以其兼并的规模也比皇庄为大。景泰二年（1451），贵戚汪泉霸占官民田地共达3千余顷。一些有权势的贵族除奏请的土地外，还接受所谓“投献”来的土地。投献是指有些土地所有者为了逃避苛重的赋役，自愿把自己的土地献给贵族，而自己则充当贵族庄园的庄或佃客，以求保护。一些人竟然把小农民的土地行投献给权贵豪，自充当家。成化时，皇亲王源的庄园原有赐田27顷，但令其家别立四至吞占民产，乃有1220顷有奇，可耕者366顷，中多贫民开垦成熟之地。

除这三类庄田外，还有遍于全国的寺观庄田，占有的土地数也相当庞大。各类庄田的共同特是，无论皇庄、藩府庄田或勋戚中官庄田乃至寺观庄田，所占的土地一律属官田质，法律规定不得买卖。各地的官僚乡绅对民田的兼并也十分严重，如江南华亭的乡绅董其昌占有膏腴万顷。“大约自成化以来，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广东、福建等地先后现一现象：许多地区的农民，由自耕农或佃农的地位下降为一类似农的佃仆。所谓‘佃仆’又称‘僮仆’，与地主不只是主佃关系，还有‘主仆名分’。他们虽然可以有妻儿女和微薄家业，但社会地位犹如农。明代法律上禁止蓄，但许多官宦、豪富之家，多半蓄有男女婢。这家大半用在家内使役，如被遣往庄田耕，采用古代“免为客”的办法，便由认为佃，但与主人仍保持主关系，成为佃仆。”

明清两代的工商隶制十分发达，毕村说：“克思一再调，只要工商业仍奠基于隶制、农制和原始公社之上，商品生产就决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然而，中国封建工商业的主要基石恰恰是隶制度和农制度。明清两代，人们蓄之多令人咋。有名的如王锡爵、钱海山、徐阶、李钦、和珅；睢州的褚太初、宁陵的苗思顺、虞城的范良彦、无锡的大地主邹望，河南的褚、范、苗、曾，麻城的梅、刘、田、李等宗右姓所占有的婢都在千人甚至数千人以上。蓄范围之广，乃至连一些中上层农民也占有不少的隶。”

明初，凉国公兰玉令家贩云南私盐一万余引。永乐时，各都司卫所、布政司、察和府州县官都收留大量的“军伴皂隶”，以“办纳钱财、买卖借贷”。宣德时，会昌伯孙忠以“家贷钱于滨州”。景泰时，都指挥孙继宗、孙绍宗，指挥孙显宗及其侄孙璘“起塌房”，“邀截客商，引盐发卖”，辽东巡抚都御史李纯放债款：所用之人，全是家。彭城伯张瑾封王于江西，“南京，令家人市货帛，载船以归”。万历时，右都御史秦耀令家在无锡、苏州、常州开设典当十余铺，“每铺不啻二三十万金”。此外，著名官吏徐阶、朱国桢、徐显卿各以织布、缫丝、养蚕而闻名乡里，如其所述，这主要于诸女仆之功。天顺时，常熟大钱哗靠他的十三个仆发家致富。著名刻书商于晋，“家蓄婢二千指”，除用于耕宅旁的二顷地外，主要用来刻书、校书。当时中国最大的几个商业集团，徽商、晋商、福建的海商，无一不是靠隶支撑其商业的。其中，徽商的资本最雄厚，而徽州同时也是中国隶最多、所受的役最严酷的地区。各家大姓，都蓄有大量的仆用于“营运”。明代各类史籍中提及的工商业劳动力，特别是官吏、地主、大工商业主在工商业中的劳动力，很少不是隶。类似“勋戚之家纵令家人开设店肆”，“今豪势之家用仆开店”之类的奏疏实是举不胜举。明代的各类小说，如《儒林外史》、《醉醒石》、“三言”、“二拍”等，凡是叙及行此事的，几乎都是隶。如《警世通言》中所讲的宋金，《醉醒石》中所讲的陈篪，都养了几个至几十个家丁专私商勾”。